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會道門的教育爭取

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它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歪理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邪教的產生和發展經歷漫長發展過程，在秦漢時期，邪教是以巫術、邪術的形態呈現出來。秦漢以后邪教逐步演變為民間秘密結社、會道門、反動會道門等幾個發展階段。

 民國時期的會道門，除了承襲先前會道門的衣缽之外，還呈現出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現為：一是數量多，遍布城鄉，會員數以千萬計。二是人員復雜，會道門成員復雜起來。除更多的一般群眾加入會道門尋求精神寄托外有財有勢的地主豪紳、軍閥、官僚、政客等也出于不同的動機積極投身到會道門中來。 三是武裝化，會道門（軍事化）。民國時期，兵荒馬亂、土匪遍地是會道門武裝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在這一點上，會道門才被各派政治力量所青睞。會道門作為一種落后的封建迷信組織，既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又沒有清醒的階級意識，極易為各種政治力量收買利用。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發動和領導國民革命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農民運動的重要性，因而開始關注各地與農民關系密切的紅槍會、大刀會等會道門組織。1925年6月,擔任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在《向導》第158期上發表了《紅槍會與中國的農民暴動》認為紅槍會斷不是軍閥所謂的“土匪”，而是廣大農民群眾參加的武裝自衛組織，已遍布河南、山東全省和直隸之南部，安徽、江蘇、江西之北部，黑槍會、黃槍會、白槍會都是它的姊妹團體。他指出，“紅槍會的政綱是：反抗軍閥，反抗貪官污吏，反抗苛稅雜捐，反抗土匪。他們的思想頑舊迷信，和前代農民一樣，他們的反抗暴動之性質，也和前代農民一樣。他們當中也許雜有少數土匪，而大部分是農民，且許多是小有土地的農民。他們的首領也有腐化為軍閥利用之可能，而群眾是要反抗軍閥苛稅到底的?！痹谖恼碌慕Y尾，陳獨秀鄭重提出，對北洋軍閥統治蹂躪下北方十余省農民所組成的紅槍會等，是“任其自然暴動好呢，還是引導他們在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旗幟之下好，這是中國目前一個緊要問題。

192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提到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時說道：“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為一種革命力量?！?/p>

1927年上半年，為策應北伐，中國共產黨爭取會道門工作達到高潮。如1927年初，為了與紅槍會爭取群眾，麻城等地區的黨組織，“抽出強有力的黨員，也辦起了黨領導下的革命紅學”，建立“革命的紅槍會”，對爭取紅槍會群眾從受蒙蔽和封建迷信中醒悟過來，“在一個時期內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黨對會道門問題的復雜性和工作的艱巨性、長期性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多持過分樂觀的態度，而實際效果并不明顯。1926年底，黨在中央局報告中指出：“河南民眾與軍閥的爭斗是非常巨烈的，然而我們黨在河南的組織，尚不能打入在一般民眾中去領導這個爭斗?！庇捎跁篱T武裝在政治上的盲目性，組織上的封建性、落后性和思想上的頑固性，讓他們接受革命綱領很不容易，且極易發生反復。這使得從事農運的共產黨人覺得工作非常困難，甚至引起部分紅槍會的疑惑和武裝對抗。

四·一二事變之后，湖北麻城的地主豪紳“勾結收買了當地民團，通過大辦紅槍會等手段，拉起來了上萬人馬，紅槍會成員所到之處，搶拉耕牛，搶財務，屠繆群眾。血洗了乘馬、順河二地。最后將麻城縣層層包圍，向城內不斷叫囂道：“要清黨，要報仇，要放人！”史稱“麻城慘案”。有的會道門武裝更是在土豪劣紳的收買指使下，公開反對國民革命運動。湖北沔陽硬肚會慘殺農民五十余人，鐘祥硬肚會慘殺農友十余人，麻城紅槍會黑槍會白槍會殘殺農友百余人，燒毀民房數十村。這些暴行，充分反映了會道門武裝的封建性與反動性對國民革命的嚴重危害。

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

為了推動農村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中國共產黨從具體情況出發,對會道門分別采取了教育、爭取工作。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發布的《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中決定，今后運動北方紅槍會大刀會等武裝團體時，“黨要派適當同志打入其下層群眾，領導他們為他們的利益而爭斗以取得他們的信仰，讓他們漸次脫離反動領袖成為革命的武裝”，并指出在工作中絕不能一開始就去攻擊會道門的首領，或提議改變其組織形式，急于破除其中的迷信成分，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只靠聯絡首領或借首領的招牌去號召群眾，所有機械的、性急的手段都得不到群眾的擁護，也是不能收效的。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黨的六大會議上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中明確提出，對迷信與半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黨的基本政策是“奪取其群眾，孤立其首領，并乘機改編之。神教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我們應在民權化的口號下進行工作，并奪取其群眾。同時應揭破其首領的行為，使與群眾分離，陷于孤立地位。我們須堅持改編這類軍隊的辦法，把他們改編到常備的紅軍內。如果他們在戰爭中確能表現紀律化并忠實于新政權，始可全部保留。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與會道門多年的交道后，已經較明確地認識到，會道門武裝中的道首、道徒屬于性質不同的兩個部分，應區別對待。此后，中國共產黨對會道門武裝基本上進行分而化之的策略，實行打擊頭子與爭取群眾同時并舉的方針。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爭取會道門武裝共同抗日。1935年10月，中央在給各地的秘密指示信中提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有三種，即上層統一、下層統一、上下層統一并用，要依各地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其中紅槍會、大刀抗日會等屬于群眾自發的組織，他們的上下層對于抗日討蔣的斗爭精神都很高漲，應適用第三種形式，與之建立上下層的統一，“在上層統一基礎上來開辟與擴展其下層的聯合工作；又在下層統一基礎上，以加強和鞏固上層的統一”。隨后中央又發出指示，要求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在建立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在各黨各派影響下的群眾及其領袖”，并注意到秘密結社的青紅幫、在家理、哥老會，紅槍會與公開群眾組織的差異，作為共產黨“決定策略的出發點”。這些政策為聯合會道門武裝共同抗日的策略奠定了基礎。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對哥老會等組織的宣言，號召他們和全國人民一起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團結會道門武裝，力圖使之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免遭日偽的拉攏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許多會道門組織愿意接受改編，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共領導下的一支抗日主力部隊”。如，豫北?？h楊貫一成立天門會后，共產黨員胡紫青設法打入內部，以“長期隱蔽，秘密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為方針，在天門會中發展黨員，建立地下組織，施加影響，逐步控制了天門會武裝力量的主體。天門會出色地周旋于日偽頑之間，完成了黨指定作“灰色武裝”的任務，為維護“滑浚湯地下交通路線”作出了重大貢獻，上萬名八路軍官兵和黨的干部由此安全前往太行山根據地和延安?？箲饎倮跋?，在共產黨員胡紫青、宋在明的幫助下，楊貫一率天門會起義，所部主體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浚湯支隊”，從此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戰中后期，日本侵略者軍事重心由正面戰場的進攻轉向鞏固占領區，開始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時，同時也加強了對會道門組織的拉攏、控制，企圖以“會門佛道”來達到“征服民心”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大肆收編紅槍會、黃槍會、先天道、圣賢道、后天道、一貫道、天仙廟道、一心天道龍華圣教會、京師普濟佛教會、同善社、大刀會等會道門勢力，拉攏它們鞏固占領區，配合進攻抗日根據地、進行清鄉等。

國民黨頑固派也開始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極力操縱和利用會道門為其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在反共秘密計劃中提出，要“收買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頑固激烈分子，加以訓導，使在不知覺中服從本黨指導，為吾人效死”，并進而利用各種方式，“假借各該團體崇拜人物訓示命令為號召，發起對中共之大規模暴動屠殺行為”。受頑固派操縱的會道門在個別地方成了制造國共摩擦的急先鋒。 在這種新形勢下，敵后的會道門開始分化投敵。一時之間，投敵的會道門到處為虎作倀，猖獗一時，犯下了大量不可饒恕的賣國罪行。 1940年7—8月，江蘇橫山大刀會暴亂，襲殺新四軍干部、戰士，大肆破壞中共地方組織、農抗會、青抗團、婦救會，當地的抗戰力量一時受到很大損失。類似的事件在各抗日根據地都有發生，抗日根據地內的許多秘密會道門組織“已日漸為日軍漢奸所利用”，“多為日偽操縱或直接為日軍所控制，原來單純的封建結社變了質，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組織，而背后則受敵特機關新民會的指使?！?/p>

鑒于此，1942年3月底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頒發布告，嚴加取締一切已受日偽利用的會道門組織，其內容包括：一、凡本邊區內違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組織，如八卦道、大仙道、孔子道、長毛道、還鄉道等，或其變相化名之組織，一律取締，并宣布解散。二、受敵利用組織會門，造謠群眾，圖謀破壞抗日秩序，執迷不悟者，一經查處，均按漢奸處置。三、假借會門、道門，建壇設祭，敲詐人民金錢（如收香錢）者，予以詐財之懲處。四、凡遠赴淪陷區（平津、太原等地）受敵奸所組織之道教、佛教等總會訓練者，應向各抗日政府聲明，請求登記，悔過自新，不得再行活動。五、凡參加會道門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團體者，應立即退出。雖然此前也在個別地方對頑固與我為敵的離卦道武裝進行過鎮壓、解散行動，但在如此大的范圍內對各種會道門進行公開取締，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轄區內尚屬首次。

布告發出后，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軍民對漢奸會道門發動了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鎮壓處決了極少數罪大惡極的道首，先后破獲了世界普濟佛教會、一貫道、萬國道德會、大刀會、紅槍會、九宮道、華北道德總會、長毛道、混元門等會道門組織，對其進行了瓦解和取締。經過宣傳教育，大批受騙上當的道徒聲明退道，僅涉縣梁家巖一村就有30多人自首悔過，龍華五區1500余人自動脫離教會，遵化1850人從各種會道門中解脫出來。

由于邊區政府采取分別對待的政策，重點打擊在會道門中起著核心作用的道首，對骨干道徒進行整訓教育，一般道徒聲明退道后即不予追究。同時又注重改善群眾生活，破除封建迷信，努力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整個取締工作取得了成功。這次取締行動不僅極大地打擊了抗日根據地內投敵會道門的反動氣焰，也為解放戰爭時期各地取締會道門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最終破裂，國民黨發動大規模的全面內戰，絕大多數會道門為尋求庇護，積極投靠國民黨政權及其特務組織，堅持與黨和人民為敵的立場。他們不斷制造、傳播各類謠言，蠱惑人心，舉行暴動，極大地擾亂解放區的社會秩序。

如何解決轄區內的會道門問題，維護革命秩序，成了新生人民政權面臨的迫切任務之一。

1947年9月，中央批轉邯鄲中央局關于開展新區工作幾個具體問題的指示中，針對處理會道門問題規定了慎重處理、注意上下層的不同、區別首從等原則，提出對“封建、迷信、宗教組織，應周密調查，慎重處理。既警惕其上層的反動性，又注意其下層的群眾性。一般應在群眾運動中，實際瓦解之。在懲辦其反動首領時，應區別其本人罪行與各該團體無關。但對與敵公開繼續勾結有據者，必要時可強令解散，罪魁法辦，脅從無罪，并號召其訴苦揭露，以徹底瓦解之?！?nbsp;

以后，東北、西北、華北、山東等解放區也做出了取締會道門的決定，對會道門的公開處理，表明取締解散會道門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決策，由于各地的情況不同，具體步驟與措施也不盡一致。新老解放區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在堅持打擊首要、教育爭取群眾原則下，針對會道門問題先后頒發了內部文件或公開布告，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總的政策是對受騙參加會道門的一般群眾從教育入手，爭取他們自覺脫離會道門組織的影響，以達到孤立打出反動道首的目的，取得較好的效果。

經過三大戰役之后，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的大局已定。國民黨不甘心失敗的命運，再度利用會道門拼湊應變武裝，策劃進行“敵后游擊”，實行“總體戰”，作垂死掙扎。但是會道門挽救不了國民黨的失敗，國民黨反動派跑到臺灣去了，但卻留下了多如牛毛的會道門。治理反動會道門的歷史任務落在了共產黨及新生的人民政府肩上。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取締反動會道門的斗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全國范圍進行了極其深刻的社會改革工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同這些偉大的革命運動相聯系，對舊社會的污泥濁水，進行了猛烈的掃蕩。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開展了取締反動會道門組織和打擊反動會道門頭子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反動會道門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約82萬人，道徒約1300萬余人。合計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4.75億人的2.9%。多數會道門被特務利用，核心人物多是地主惡霸、官僚政客及反動黨團和特務骨干。他們散布災劫說和封建迷信意識形態，控制信徒精神，殘害其身心健康，騙取錢財，以巫術致人死亡。

解放初，在山東、河南、河北、江蘇等地方，會道門組織的暴動超過上百起。道首暗中稱帝登基的更是不計其數。僅魯西南一帶，會道門中就出了幾十個土“皇帝”。反動會道門頭子對新政權充滿仇恨，進行破壞活動，如炸毀工礦、搶劫物資，殺害干部，妄圖顛覆人民政權。朝鮮戰爭爆發后，他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蔣介石即將反攻大陸”，反革命氣焰更加囂張。會道門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成為歷史發展的黑暗逆流，破除封建迷信，取締一貫道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勢在必行之舉。
 由于會道門這類反革命分子活動的特點和造成的巨大危害，還在于他們利用封建迷信來迷惑對眾道徒，形成以迷信方式聯系起來的組織。鎮壓這類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斗爭，中國共產黨在政策上作慎重的劃分，把鎮反會道門的首領同一般迷信道徒分開，另一面又必須在思想教育上做好揭露和破除迷信的細致工作。 

1950 年10月19日，劉少奇關于開展反對一貫道活動給西北局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我們要“進行正面的有系統的反對一貫道的斗爭。應該在公開宣傳上強調一貫道為地主特務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以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組織，因此應該取締、禁止和解散，勸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去加入，已加入者應退出，以免連累善良。但對人民個人純粹迷信行為，政府不加干涉。在內部指示上則應該強調加入一貫道的大多數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極少數，不要連累好人?！?nbsp;

1951年，毛澤東先后為中央起草了三個批語，批轉了山西、察哈爾、北京三個省市反對一貫道斗爭的經驗。1951年 1月24日 《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于取締一貫道的情況報告的批語》，稱贊了山西經驗，認為 “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計劃地徹底地取締一貫道及其他各種會道門，并消滅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囑咐各地，“和作戰一樣，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1951年2 月21日 《中央轉發察哈爾省委關于取締一貫道的情況報告的批語》，總結了要求各地遵守的兩條經驗：“消滅一貫道，第一要有充分準備，同時動作，方能一網打盡；第二要布置展覽會，向群眾作宣傳工作?！?nbsp;1951年2月28日 《中央轉發北京市委關于摧毀一貫道的報告批語》，進一步總結為五條經驗：“關于摧毀一貫道，北京的經驗是很成功的。一是長期偵察布置，不是倉促舉行；二是臨事向群眾宣傳，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覽會；四是退道款；五是與反迷信分開。以上各項可作各地參考。一貫道在全國有幾百萬被欺騙的落后群眾，各省凡有大批一貫道存在的地方，黨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必須采取慎重和適當的態度?！?nbsp;這些文獻，當然還有那時各級黨和政府的許多指示和文件，從根本上劃清了一系列政策界限，正確指導了這場斗爭的健康發展。這場斗爭，從1950年開始，歷經三年多，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封建迷信組織都被取締和摧毀了，巫婆、神漢、風水、算命、占卜、扶亂一類活動，一時基本消失了，如同禁絕鴉片、取締妓院、關閉賭場一樣，成為新中國受到最廣泛稱頌的社會成果。 

三、20世紀80年代至90初期，依法對邪教專項處理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從溫飽轉向基本小康的轉變，綜合國力極大提升。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但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思想、文化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的邪教組織，乘機滋生蔓延起來。這些邪教組織有會道門的沉渣泛起，也有國外異端教派的滲透傳播，還有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

針對會道門的沉渣泛起和邪教的滋生蔓延，黨和政府高度重視，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規定：對組織反動會道門，利用封建迷信進行反革命活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可以在（1979年）刑法（第99條）規定最高刑以上處刑，甚至判處死刑?！?/p>

為了正確處理組織、利用封建迷信、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1985年9月5日聯合發出了《關于處理反動會道門工作中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規定的主要內容是：（一）凡是明令取締過的會道門，應一律勒令解散。對新出現的會道門組織，應提請地（市）以上人民政府明令取締。（二）活動對在反動會道門活動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道首和骨干，要堅決依法嚴辦……。

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條規定，對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進行違法犯罪的行為，予以定罪量刑。

政府有關部門通過大量調查研究，于20世紀80至90年代初，先后認定了23個邪教組織，除“法輪功”外，冒用佛教名義的邪教組織4個，分別是：觀音法門、靈仙真佛宗、園頓法門、華藏宗門；冒用基督教名義的18種邪教組織，分別是：呼喊派、全能神、常受教、能力主、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三班仆人派、新約教會、血水圣靈、統一教、天父的兒女、世界以利亞福音宣教總會、達米宣教會、全范圍教會、華南教會、門徒會、被立王、主神教、靈靈教。對于上述這些邪教組織先后依法進行了打擊和處理。其中危害最大的邪教組織是門徒會。門徒會是1985年，由陜西省耀縣農民季三保建立的邪教組織。該邪教組織歪曲《圣經》，自稱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義“七步靈程”，宣稱“世界末日來臨”“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獄”，四處傳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揀選”“十二門徒”，又稱，“門徒會”。該邪教組織嚴密、建立秘密據點、單線聯系、暗號接頭，起初“門徒會”在陜西省、湖北省、四川省交界的偏遠貧困地區，以“教內周濟”“禱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眾，勢力迅速蔓延。至1995年，已在15個省120個地（市）的681個縣（市）發展信徒多達35萬人。該邪教散布邪說、蠱惑人心、奸污婦女、詐騙錢財，妄圖改朝換代，其骨干散布“現在是黑暗當道，魔鬼掌權”，揚言要“推翻黑黨，砸爛黑政府”，煽動信徒鬧事，圍攻政府。經各省公安部門聯合行動，依法懲處犯罪分子，其組織基本被摧垮。

對境外傳入我國的邪教組織“呼喊派”進行了打擊處理?！昂艉芭伞庇擅兰A人李常受于20世紀60年代中葉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創立。因其倡導信徒在聚會時，用大聲“呼喊主名”的辦法“釋放靈”，被稱為“呼喊派”。該組織歪曲解釋基督教經典，篡改傳統的宗教儀式，被國內外宗教界視為異端?！昂艉芭伞币回灁骋曋袊伯a黨和人民政府，采取全方位、多渠道、大規模的戰略，向大陸滲透傳教。自1979年起，該組織在香港設立專門機構，投人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不斷派遣人員，以旅游、探親等名義作掩護，入境進行秘密活動。該邪教首先在浙江、河南、福建三省的農村地區建立組織，并迅速向其他省市發展蔓延，短短幾年內波及20個省市，遍布大江南北，受蒙騙的信徒達數萬人?！霸撔敖獭倍啻伪徊榻【喼?，其骨干分子又多次改頭換面，東山再起，演變派生出一個個新的邪教組織，如“被立王”“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主神教”“全范圍教會”“全能神”等等。初步遏制了邪教犯罪活動猖獗的勢頭，但邪教活動并未從根本上消滅，一些邪教組織如，“全能神”仍伺機恢復活動。

四、90年代后期，依法取締“法輪功”邪教組織開展對邪教組織的綜合治理

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全國各地城市相繼掀起以“特異功能”為旗號的氣功浪潮。這股氣功熱浪打著“人體科學”的旗幟，將氣功神秘化、巫術化。一時間，各種氣功大師紛紛出山，聲稱修煉本門氣功，可以誘發人體特異功能，可以透視遙感、呼風喚雨、預知一切。他們自我神化，蠱惑人心，借傳功收徒，大肆斂財。社會轉型時期，孤立無助的弱勢群體、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試圖從神秘主義的信仰中尋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脫，成為邪教勢力誘惑蒙騙的主要群體。

 “法輪功”就是借氣功健身熱浪發跡的邪教組織。1992年春，李洪志建立了“法輪大法研究會”，又稱“法輪功”。李洪志的“法輪功”以練功健身、提倡“真善忍”等為幌子和誘餌，吸引人們參加“法輪功”邪教組織，許多練習者受李洪志迷信邪說的蠱惑，為追求“消業”“開天目”“上層次”“圓滿升天”等，有病不治，或出現幻聽、幻視、幻覺、妄想，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走上自殘、自殺、自焚以及殺人的道路，給“法輪功”練習者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截止2001年2月，全國已發現有651名“法輪功”練習者精神嚴重失常；144人致殘；1660多人死于非命，其中239人自殺（1999年7月22日前136人，取締“法輪功”組織后103人）；發生的殺人案件20余起，死亡14人；成千上萬的家庭毀于一旦。

在李洪志及“法輪大法研究會”的策劃和組織下，“法輪功”練習者圍攻新聞單位和政府機關的事件就有300多起，每次300人以上的有78起。不僅如此，李洪志及其邪惡勢力，竟敢煽動上萬名練習者在一夜之間趕到北京，制造了震驚中外的“4．25”事件。

“4·25”事件后，黨和政府為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大局依法取締了“法輪功”邪教組織，揭開了新時期反邪教人民戰爭的序幕。1999年7月，民政部認定“法輪大法研究會”及其操縱的“法輪功”組織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公安部發布查禁“法輪功”非法活動的“六條通告”。同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人事主管機關、團中央分別發出了共產黨員、國家公務員和共青團員不準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全國上下迅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邪教斗爭。

依法取締“法輪功”非法組織是順應民心、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舉措。深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1999年8月1日，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向新聞媒體發表的談話（見《人民日報》1999年8月2日，《關于法輪功問題的談話》），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他說：“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于取締‘法輪功’非法組織的決定，這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時、完全正確的。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它為人民消滅了一個大禍害，為國家清除了一個大障礙，為社會割掉了一個大毒瘤，為科學掃除了一個大障礙，也為佛教消除了一個最大最毒的附佛外道，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思想政治戰線上的一個偉大勝利?！?/p>

依法取締“法輪功”，對全黨政治思想建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吨泄仓醒腙P于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下發后，全黨開展了一次廣泛深入的學習活動。通過學習，全體黨員充分認識到李洪志所編造的“法輪大法”宣揚唯心主義、有神論，否定一切科學真理，是同現代科學和現代文明根本對立的，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根本對立的，是同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根本對立的。使廣大黨員普遍受到了一次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無神論的教育，增強了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對廣大黨員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對于那些誤入“法輪功”組織的黨員，根據中央關于“立足于教育，立足于轉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各地方、各部門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使絕大多數參與“修煉法輪大法”的黨員提高了覺悟，轉變了態度，同“法輪功”組織在思想上劃清了界限，在組織上脫離了關系，回到了黨的正確立場上來。 

1999年10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二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取締邪教組織防范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成為依法綜合治理邪教的法律依據，是依法綜合治理邪教的綱領性文件，從而拉開了我國依法綜合治理邪教的序幕。

依法取締“法輪功”邪教二十多年來，全國各地貫徹《決定》精神，依法嚴厲打擊各種邪教犯罪，如，審判了“1.23自焚案件”“長春插播廣播電視案件”“關淑云掐死女兒案件”“全能神5.28殺人案件”等一系列邪教案件，把違法犯罪的邪教信徒繩之以法，彰顯了法律的威嚴，同時防范和處理邪教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先后制定了法律、法規、規章等40多項， 初步形成了我國防范處理邪教問題的法律體系；“堅持團結、教育絕大多數被蒙騙的群眾，依法嚴懲極少數犯罪分子的方針”經過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及廣大干部群眾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絕大多數“法輪功”練習者擺脫了“法輪功”邪教的精神控制，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來，加入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 在團結教育邪教人員時，總結出很多方法，挽救了大批邪教受害者，形成豐富的理論成果。如，“以理破法”（即用科學理論破除邪教）、“以情破法”（即用真情感化邪教人員）、“以法破法”（即對李洪志的歪理邪說進行剖析，破除其荒謬性和欺騙性）和“以無神論破除邪教有神論”等各類攻堅的教育模式與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法律和科學文化知識的宣傳教育，在全社會形成了崇尚科學、反對邪教”良好社會風氣；通過對邪教綜合治理。達到了打防并舉，相互促進，標本兼治的治理目的。各地進一步實施源頭治理。嚴格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人們的思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夯實基層基礎，開展無邪教創建活動和平安建設，有效堵塞邪教滲透漏洞取得顯著成效；積極主動參與國際合作，“1.23自焚事件”發生后，邀請美國反邪教專家瑞克?羅斯前來訪問，與受害當事人郝惠君母女見面，及時向海外披露事件真相。邀請境外媒體采訪報道。2006年3月，“法輪功”炮制“蘇家屯活摘”謠言，組織自家媒體瘋狂炒作，中國政府邀請境外媒體前來采訪，邀請美國駐沈陽領事館人員前去參觀，美國政府根據參觀報告發布《美國國務院談中國法輪功問題》，用事實揭穿“法輪功”謠言。從2006年首辦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等機構已經舉辦了四屆“膜拜團體研究國際學術論壇”，探討“邪教的危害及社會治理”“轉型社會與破壞性膜拜團體”等話題，已引起國際相關學術領域的關注。通過上述工作，使越來越多國家對中國依法取締“法輪功”邪教組織表示認同和理解。

歷史啟迪未來，回顧中國共產黨處理邪教問題的歷史，使我們認識到邪教組織滋生、蔓延和危害，既有久遠的歷史文化根源，它是封建迷信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又有深刻的現實社會原因，它是社會轉型期利益關系調整與多元文化觀念碰撞的反映。所以對邪教的治理與對其產生土壤的清理，需要一個歷史過程。只要邪教賴以滋生的土壤條件還未徹底清除，邪教就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性。因此，對待邪教問題，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決、防范在先、處置有效，必須綜合治理、系統治理、依法治理和源頭治理。

新時期，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反邪教工作的重要論述，深化對做好新形勢下反邪教工作重大意義的認識理解，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牢牢把握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控化解各種涉邪教風險，為社會創造安全穩定環境，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作出新貢獻。